早上八点关门的咖啡店

2023-01-09 09:26:24 来源: 分享到:

每一个漂泊在大城市的人,或许都曾经历过“蜗居”的日子。在东京,日籍华语作家吉井忍就住过“八平米”的屋子,即只有四个半榻榻米大小的房间,租金便宜。

然而,对吉井忍来说,尽管八平米的房间里放不下厨房、冰箱,也没有洗澡间和洗衣机,但生活依然可以兴致勃勃。“身居八平米,坐拥全世界。”

在最新散文集《东京八平米》中,她写下了亲历的日本庶民生活日常。原本“狭窄”的生活在她的笔下,从“八平米”延伸出去,延伸进城市的街头和公共空间,将“看不见的、真正的东京人”在笔端显影。


【资料图】

下文是她与日本一间喫茶店老板的交往。这家店名为“金星堂”,为适应居住在附近的体力劳动者,凌晨三点多开门,早上八点就关门。在闹市之中,“金星堂”自有经营门道,吸引着诸多顾客,作者就是其中之一。

但“金星堂”更令人难忘之处,是店老板的松弛、智慧和自在,使作者在仓忙的人生之中,感到一次与陌生人的“小小偶遇”带来的生命波澜——这或许也是每一个都市人,都曾希冀过的温暖。

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推送,有删减。

早上八点关门的喫茶店

文丨吉井忍

日本有很多咖啡馆,日语中可以分为两种:“Café”与“喫茶店(kissaten)”。前者等于像星巴克那种店铺,轻松、时尚、惬意,又有适当的情调,而喫茶店这个词给人的印象是一家老铺或不起眼的小店,通常由一个老板/老板娘或一对夫妻运营,可以抽烟,提供并不时尚的轻食,如吐司、布丁或意大利面。对我个人来说,这两者的区分更加简单:带个笔记本电脑查资料打打字也不会被别人翻白眼,那这家属于café;而一家喫茶店的历史一般比电脑长,根本没考虑客人需要电源的可能性,咖啡桌也很小,顶多足够放一杯咖啡、一包香烟或一本文库本。也不碍事,因为来喫茶店的目的就是喝咖啡、聊天、看报、发呆,或者是与店主闲聊两句。

发现这家喫茶店全靠偶然。首先它是在一栋非常不起眼的水泥楼的二层,虽然在玻璃窗上贴有喫茶店的名字,但玻璃窗上布满灰尘,绝不是很能吸引人的样子,甚至让人猜不出这家店还开不开。

几年前我还在北京常住,有一次回国,本来准备在父母家写稿,结果发现家里的诱惑太多,母亲拼命买好吃的给我,房间里有太多让人怀旧的书和照片,一翻开就是几个小时,让人无法集中精力,我便决定在东京的一家廉价酒店住一周。酒店位于东京的最东边荒川区,在JR南千住站附近。

我所住的酒店是韩国人开的,价廉物美,走几步路就有一家小超市,生活方便。下午出去买东西,发现隔壁一栋水泥楼,第一层是颇有昭和风格的服装店,以工作衣、手套、袜子和防寒大衣为主,一看就是体力劳动者的专用店,但款式有些过时,玻璃窗里的衬衫积了少许灰。二楼的玻璃窗外贴有店名“金星堂咖啡”,但通往二楼的玻璃门是关着的。我没抱太大希望,向正打瞌睡的服装店主人询问:“请问,二楼的喫茶店还开着吗?”

主人大概六十多岁,有少许白头发,体形略发福,他眯着眼睛道:“开着的。不过你得早点来。他八点就关了。”

现在才下午四点不到,于是我继续问:“您说的八点是晚上还是早上?”主人简单回了一句“是早上”,但我还是不敢相信。他耐心解释道:“嗯,早上八点关门。店主凌晨三点多就开门呢,咖啡什么的做得挺认真的。”

早上八点就关门的喫茶店!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,第二天早晨五点多就跑到隔壁的水泥楼。我半信半疑地抬起头,果然看见二楼的玻璃窗是亮着的,然后视线下移,发现门外有一块非常老旧的塑料牌,写着“OPEN”。我感觉自己还在梦游,通往二楼的楼梯非常陡,属于完全没有“无障碍”意识的昭和旧式建筑风格。喫茶店的门是嵌着玻璃窗的一块木板,透过玻璃,我看到里面已经有几位客人,也听到电视机的声音。

“金星堂”咖啡周围街景

“哟,Irasshai(欢迎)。”

推开门的刹那,老板温柔的声音和客人抽烟的烟味扑面而来。店里有五张小桌子,看来这家咖啡馆是老板一个人在照顾。里面有两位上了年纪的男客人喝着咖啡,仔细研究着赛马报。老板也是一位白头发的老年人,年龄估计七八十岁,瘦长身躯,白色衬衫搭配一条吊带裤子,衣着虽有些老旧,但笔直的裤线让双腿看起来很修长,能看出他对衣着很用心。他脚上还穿着雪駄,样子特别俊秀。他从吧台椅上慢慢站起来,走到一个小咖啡桌旁边,情意恳切地为我拉椅子。

我点头道谢,要了一杯热咖啡(ホット/hotto),老板说没问题,又说道:“要不要给你烤个吐司面包呢?早餐套餐,加面包不用钱。”老板的眼睛对着我温柔地微笑,我也跟着开心起来,用力点头。

不知为何,从这一刻起我们就变成朋友了。 店里的客人稍多起来,他们进门先跟老板相互打招呼,老板给客人倒杯水,走回吧台开始烤吐司,看来都是常客。这些客人六点过后开始一个个离开咖啡馆,没到六点半他们都散了,老板给自己倒杯咖啡,和我闲聊几句,是不是来东京观光呢,住哪儿呀,做什么的。我一一回答,老板静静地啜饮咖啡,我也问了他几个问题,比如这家咖啡馆为什么开得这么早。

原来,咖啡馆的营业时间和当地的生活节奏有关系。金星堂的常客都是居住在附近的体力劳动者,他们早晨五六点在这附近集合,乘坐雇主派来的面包车一路奔至几十公里外的千叶县或神奈川县,有时候会更远。他们居住的空间都比较小,稍微一走动可能会打搅别人,所以去干活之前一般都在外面解决早餐,空间舒适也自由自在,金星堂算是这一带唯一能够满足他们需求的地方。

“以前开门时间是凌晨四点,后来有一个冬天来了三个男人,我认得出是来过这里吃早餐的。他们说平时工作的地点比较远,面包车四点钟就开过来,所以想让我三点半开门,这样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等车。我说三点半是可以的,但不希望是三天的热乎劲儿,来几天就不来了。他们认真点头说肯定没问题。之后我三点一刻开门,他们也非常守约,每天过来喝咖啡。”

今天我看到的几位客人到五点多还悠哉地喝咖啡,他们难道不上班吗?老板解释说,他们今天不上班,他们看的赛马报,除了刊登赛马信息外还有求职信息栏目,方便寻找“日雇(日薪)”的工作。这一带的劳动者一般工作三天休息一天,住的地方一天七百日元左右(约合人民币三四十元),一个房间由六个人合租。卧铺有三层,下铺的方便去上厕所,所以要七百五十日元,最便宜的是上铺,六百三十日元。他们每月初付清住宿费后,其他就不管了,手里有多少就赌多少。

老板做的咖啡确实很好喝,他每天在店里磨豆,然后用美国进口的滴漏式机器来煮咖啡,咖啡豆是日本传统的深度烘焙,酸中带苦,香气皆佳。有一次他悄悄地跟我说,那是从东京一家百年老铺供应商买来的咖啡豆,老板自己指定咖啡豆的拼配比例。

你别小看我这家店里的劳动者,哪里需要人手他们就去哪里,走遍了日本各地,也尝过当地各种各样的咖啡。他们很懂咖啡,所以不管是咖啡豆的品质或拼配比例都不能马虎,稍微有变化他们都喝得出来。”

“山谷”风景, 虽然没有往日的热闹, 但还留有不少建筑工人住的简易旅店, 一家挨着一家

那天我们聊到八点左右,随后的几次拜访中还交换了手机号(那时候还用功能手机)。老板的名字叫大泽功(ŌsawaIsao),大泽先生嘱咐我以后不用来那么早,他一般都在家里,有时间随时过去,提前打电话就行。回北京之前我从机场打电话给他,他说记得下次回国要过来喝咖啡。

季节交替,有一个初夏的上午我又去金星堂,这次从父母家赶过来,时间接近八点,大泽先生说现在有了冰咖啡,要不要试一试。冰咖啡是他亲自冲的,豆子也是冰咖啡专用,降低酸味和苦味。平时我喜欢喝清咖,不加糖不加奶,但按大泽先生的建议试了一杯微甜的冰咖啡,甜味和咖啡本身的苦味特别搭,解渴又提神。

“真好喝!”我一边喝一边不停地夸赞他的冰咖啡,待到我喝到一半,听大泽先生在吧台后面说起一位客人的故事。

“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,五十多岁的汉子呀,常来这里喝咖啡,后来突然不来了。我也没多想,因为这里的客人就是这样嘛,这个月住东京,下个月到九州,哪儿有工作就到哪儿,所以我以为他或许到北海道那些远的地方去了。没想到,有一天我在店里接到一个电话,是他打来的,说是住院了。我问他在哪家医院,他说是“秋津”。我一听就明白了,他患了癌症。山谷这边领取‘生活保护费’的人,若查出癌症就被送到秋津的一家医院。他接着说想请我帮个忙,我就想啊,那肯定是想借钱,我当场下了决心说一声‘好’。听我说完他就笑了,说你这个人也太好了,还没说到底是什么忙就先答应了。然后他说想喝我做的冰咖啡。”

“金星堂”的冰咖啡

大泽先生一口答应,第二天上午就去买保温瓶,大容量,以保证制冷六个小时,回到店里装了六杯份量的冰咖啡,下午坐电车去找这位客人。这位中年男性看到大泽先生非常高兴,边聊边喝就把保温瓶里的冰咖啡喝光了,然后把瓶子还给他。大泽先生正要告辞时却被护士叫住,原来这位病人没有家属,护士也不知所措,今天好不容易有人来探望。护士把大泽先生带到大夫的办公室,他被告知,这位客人的生命最多仅剩一周。

金星堂的吧台边上有一台旧式小电视机,只要有人在,这个电视机一直开着。大泽先生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小,口气淡淡地说道:“医生算得很准,听说后来第五天,他就过世了。”可能因为是多年前的事,我在大泽先生的脸上没有看出特别悲伤的样子,或许他已见过很多类似的人和事。反而他在我眼中看出恻隐之心,用一种开导的口气跟我说:“他其实没什么可挂念的,爱情的羁绊、情面的障碍,都没有。想睡觉就睡,想做什么就做什么,那也是一种活法。别可怜他。”

他接着说,没有家属的民众去世了,会由政府出面处理后事。焚化方法有不同种类,一般花费约在二十万日元,火力足够,三分钟即可烧完,留下的骨灰也很完整、好看。而政府只能出最低费用,大概五六千日元,因为火力不足,花很长时间方可烧完,最后骨灰都变成一堆沙子。山谷有一家低价集体住宅,主人是大泽先生的朋友,那里已经堆了三十多个陶瓷小壶,装着没人接走的“无缘”骨灰。“很多工人没有存款,他们死了兄弟姐妹都不理。偶尔有人留下一笔存款,亲戚在电话里一说这事儿,不管住多远都会跑过来。这确实让人感到心寒,但现实就是这样的。”

“金星堂“吧台里的大泽先生

大泽先生是土生土长的东京人,生于四谷(东京都新宿区),受所谓的军国主义教育长大,二战结束时才十四岁,经历过战后的一切混乱,各种社会思潮的泛滥,以及经济发展和衰退。这位老年人好奇心强,也擅长与人交流,他的故事比任何电视节目都有趣,可谓一部“活历史”。

每次到金星堂,大泽先生都带着微笑迎接,等我吃完面包、喝完咖啡,会问我要不要再来一杯,这一杯他请客。只有在举办高校野球的春夏两季他好似心不在焉,客人多的时候也不时地转头瞄吧台上的小电视。后来得知他毕业于棒球名门早稻田实业学校高等部,我才明白他为何那么热情地观赏比赛。

喫茶店吧台上方挂着两幅彩色照片,是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和她的全家福。问他照片来历,他说那是他的孙女,但至今只见过一次。

我一般到八点就会离开金星堂,有一次聊得久,回神过来已经是八点半。这时候有一位女性顾客进来,向大泽先生微微鞠躬后安静地坐了下来。后来我发现八点半过后这里会有两三位女性进来,都是固定面孔,年龄在五六十岁,不点咖啡,坐在店里最不显眼的角落不急不慢地抽烟,抽完就走。大泽先生看到她们也顶多点点头,我问他是朋友还是客人,他摇头回道:“都不算吧。”

原来,这三位女士都是在隔壁小超市上班的,来这里抽烟已经有一年多。有一个下雨天,大泽先生到这家小超市买东西,走出来时看见三位穿超市工作服的女性在屋檐下缩着肩抽烟。问她们怎么回事,对方解释说公司全面禁烟,不让员工在休息间抽烟,抽烟室也撤掉了。男员工还是去外面,找个不显眼的地方抽烟,但她们觉得那样也不太好,就只好在屋檐下抽。大泽先生建议她们不要站着抽烟,“这样很不好看”,邀请她们到自己的店来。她们先是婉拒了,因为喝杯咖啡也是一笔钱,一杯四百日元,而她们的时薪还不到一千日元呢。大泽先生猜到她们的顾虑,主动说不用点咖啡,把喫茶店当她们的抽烟室就行。她们有的上午来抽一次,有的下午两点多来,就看她们轮班的安排。

大泽先生是在战后的混乱、经济增长和继而衰退中生存下来的过来人,他的想法一点都不老套,我们能学到的还有很多。后来金星堂关门之后,我还会尽量多跟老年人交流,包括我父母,因为现在还来得及,可能过几年后就更难了。

大泽先生

我和大泽先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结伴出门,是几年前的晚秋。那和他的伯伯的故事有点关系,大泽先生和他的伯伯战后失去了联系,后来听说伯伯到了朝鲜当了将军。对这样的消息,我有些不信,但他对此很有信心,还把这则故事跟我讲过多次。我听说东京有一家咖啡馆老板对朝鲜的历史比较熟悉,还写过书,便约了大泽先生一起去拜访。大泽先生对这次会面极有兴趣,我们约了一个傍晚在金星堂集合,我进门时他正在给自己的腰带打孔,说好久没穿,今天才发觉自己比以前瘦了许多。

黄昏的余晖洒入喫茶店的玻璃窗,也映衬出他比平时更加整齐的装束,他身穿白色套装,还戴上波洛领带。他向我微微一笑,快活地说那咱们出发吧。计程车约二十分钟的路程,他就像小朋友一样新奇地看着外面,不停地跟我聊天:哪家商店的老板是他的“狗友”,之前养狗的时候经常一起遛狗;看到一所不起眼的神社便把它的来历说上一番。

我是跟那家咖啡馆的老板提前约好的,也解释过大泽先生见他的原因,对方当时爽快答应,但我们到店里之后,老板只简单跟我们聊了几句就回到自己的位子,跟朋友们继续聊天。我挺过意不去的,跟大泽先生道了歉,大泽先生看起来毫不在意,他在咖啡馆的藏书中找到一本老旧的东京风景摄影集,逐页翻阅向我解释各个区的故事,战中战后的事他都记忆犹新。他还安慰我,今天出来对他来说是件大事,他这几十年都在照顾妻子,好不容易送完她又要照顾内弟,这期间他都没离开过自己的生活圈子。

走出咖啡馆,大泽先生说想吃点东西,我们选了一家连锁拉面店吃了一碗面,之后我们搭计程车送他到金星堂,在车上他又口若悬河,路边任意一家寿司店的老板娘他都很熟,下车的时候年轻司机跟我说:“这位老爷爷,真是个活字典。”

夜晚的金星堂,和凌晨的样子有点不同,微弱灯光下的风景都显得温柔。我把大泽先生送到家里,正准备离开时,他把一个小小的纸袋塞给我,里面有几条围巾。大泽先生解释说这些都是之前送给太太的,但似乎没用过。“国产丝绸,品质好。千万别让我家人看见,赶紧放在包里。今天过得好开心,谢谢你啊。”

回家从纸袋拿出围巾,先闻到了樟脑丸的味道,丝绸触感很舒服,图案设计挺可爱的,都是昭和摩登风格,倒挺适合现在的复古潮流。如今偶尔戴他送的围巾出门,也会想起他跟我讲的各种小故事,坐地铁经过南千住站时,我仍会有种冲动想下车去找他。

“金星堂“招牌

一个人老去,仿佛成为了一棵大树。那么多的知识、回忆和生活哲学,他慷慨地分享给我,我也竭尽所能去吸收,虽然还不知道这世界究竟有多宽广深远,但我希望靠这棵树找寻到通向一种人生境界的密码。也许,他拥有的东西、愿意分享给我的东西,大部分我都没能去抓住,最后灰飞烟灭。但这棵树在孤寂的世界中将要倒下时,至少我愿意去聆听它的声音。

那天晚上之后没多久,我遇到各种人生的转折点,经过半年多的挣扎,彻底离开了生活十多年的中国。在东京重新开始生活的第一个冬天,我发现大泽先生的身体明显衰老。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眼疾手快,从外表看不出年过八旬,但这段时间他失去了往日的机敏,开始把同一个故事重复地讲。我每次还是听得津津有味,也不是装的,我感觉我们之间剩下的时间不太多了,只想珍惜此时此刻。金星堂的营业时间也缩短了不少,开门时间是早上六七点,到上午九点为止,还有时候因为大泽先生起不来,店门好几天都是关着的。常客开始渐渐消失,有时候我是一整天唯一的客人,但他还是坚持营业。把咖啡杯端给我的时候,他的手抖得有点厉害,我装作没看见,他也坚持下来,从没把咖啡洒到杯子外面。

挨过春季,迎来夏天,每过一个季节,大泽先生的衰老也加快了,他也似乎感觉到了什么,有一次边擦咖啡机边说道:“这是美国进口的,用了三十多年没坏掉,真是个好东西。本来在日本也有经销商,现在都没了,若它坏了就没办法修,肯定找不到零件。但也没关系吧,很难说到底这台机器先坏掉还是我会先走。”

我急忙说请不要说这样的话。当时的心情说来有点自私,我很希望这家喫茶店能永远经营下去,因为老板以微笑迎接我,陪我说话,他的聊天话题那么丰富,再花几年都讲不完。只要这家喫茶店还在,我在这个大城市就不害怕单独一人。听我说完,大泽先生没看我,继续擦着咖啡机道:“你别担心,总能找到替代我的。”

大泽先生的这句话让我呆住了,原来他看透了我的心。这家咖啡馆确实成为了我的避风港,让我暂时避开外面残酷的、让人无奈的世界,且能在别人的回忆里游荡。后来我回想为什么自己在这里没拍过照片,那是因为店里的时间属于过去:喝咖啡的人就喝咖啡,没想过拍照给别人看。我在这里也没机会去看手机,完全忘记了数码产品的存在。但我知道早晚得面对现实,并给自己找出一个答案:离开日本二十年后回国的四十多岁的单身女性,如何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和存在意义?

“金星堂”吧台后面的厨房

没过几个月之后的一个冬日上午,大泽先生出门倒垃圾时突然昏倒在地,住进离上野公园不远的一家大医院。我年底打电话给他才知道,快要过年时去看他,那是一个阴天的黄昏时刻,我们聊了大约半个小时,晚餐时间我去买了一张电视机卡送给他,随后告辞。大泽先生说希望春天恢复营业,我点头说,肯定呀。再过一个月打大泽先生的手机,得知已出院,但他的声音很微弱,他说:“出院不是因为病好了,是因为我有事儿,得处理喫茶店的纳税申报,不然没人帮我做这件事。”我仿佛能看见他苦笑着讲电话的样子,我说要多保重,恢复营业一定要通知我,他叹息一声,说好的。

三月初的一个下午,我又打电话给他,没人接。过了半个小时他给我回电:“不好意思没接你的电话。因为我最近身体不太好,在家里穿得一塌糊涂,我不好意思穿成那样跟你聊天。现在换好衣服了,不过你也没见着,哈哈。忍酱,咱们今天好好谈谈吧。”

接他的电话时,我在厨房做饭,听到他的声音,我坐在厨房地板上和他讲话。也不太记得那天我们说了什么,最后他说,要好好活着,享受人生。挂完电话我看着窗外的暮色,想着这个人是先穿好了衣服才回电给我的。这么用心待人的,这世上还能有几个。

某天我接到一通电话,对方显示是大泽先生,声音却是一个陌生女人的。对方说是大泽先生的侄女,我说声“嗯”之后没再说话,对方也沉默了。最后她忍住哭声,说大泽先生昨晚去世了。“看来没什么痛苦,晚上睡下,就没有醒来。”我边听边流泪,跟她说他生前对我很好,也谢谢她打电话告诉我。

她接着说,接下来会办葬礼,但我不必参加。她说姨夫朋友多,到时候会另外举办告别会,“摆张他的照片,大家可以一起回忆他”。我不知道告别会后来到底有没有办,几个月后打大泽先生的手机,没有停机但也没人接。

虽然没能参加告别会,但我没有感到太遗憾,因为我和金星堂咖啡馆以及大泽先生用了很长时间进行缓慢的告别,比如在傍晚的咖啡馆里看见他穿得那么好看的时候,比如他边擦咖啡机边说那一句话的时候,再比如他穿好衣服后回电的那一次。偶然的相遇能给我留下宝石一般的回忆,从此我学到一件事,一次小的偶遇,你越珍惜它,它越能让你心暖,还会把更多的惊喜和希望留在你的人生里。

本文节选自

作者: [日]吉井忍

出版社: 上海三联书店

出品方: 理想国

副标题: Tokyo"s Downsized Dwelling

出版年: 2022-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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